当然，仅仅设立行政管理机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设立类似于委员会制的审议和决策辅助机构，实现审议决策机构和执行管理机构并举，从而更有效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因此，如果说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继受德国法学的先行例子，那么它也是一个我们应当用全局的眼光来谨慎审视和评价其所带来的各种连锁改变的例子。[43] 参见小益:《我一定是头脑有洞，才念法律系:律师、法官的养成之路，以及法律边缘人的入世告白》，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21页。
摘要: 当我们今天讨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应当主要朝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具体如何进行调整时，与其是以德国或美国的情况作为参考样版来径直断定我们应如何效仿行事，还不如先来仔细考察那些大规模进行某种法学继受的地区的现状（特别是其中存在的弊病），进而以一种后见之明对法学继受过程当中应当注意避免的一些重要问题形成清醒认识。尤陈俊:《社科法学的成长与发展》，载《南开法律评论》（第10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2页。但是，现有研究成果通常都是在这两类法学研究范式及其具体学术应用的层面上展开，很少同时结合法学教育的角度进行专门探讨。[23] 参见反思会议工作小组编:《全球化与知识生产:反思台湾学术评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2005年版，第161页。[50] 同前注（27），苏南、张家维文。
第三代为那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外国留学回来后进入我国台湾地区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教研活动的法学研究者。其中，第一代民法学者主要是在日本民法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他们当时所做的民法学研究，就其特点而言，被苏永钦教授形容为说明书法学手册法学，亦即这一代民法学者的工作重心主要在于介绍外国的民法制度和民法学说。[42]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21页。
具体而言：第一，宪法指导思想是宪法整体发展理论的思想指导。杜宴林：《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理论的解构与建构——以人为本为视角的考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2018年修宪后，包括协调在内的贯彻新发展理念被写进宪法，而且被认为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手段和基础，无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经属于国家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之一，已经上升为宪法调整的对象和规定的内容。张明军、洪小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完善》，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等。
宪法上的职权职责为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权力运行提供了基本依据。1.破解行政区经济难题。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是体现平衡性与共享性要求的核心目标。具体建议如下：第一，改变经济社会活动主要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现状，多以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等缘由加强跨省际市际县际合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涉及中央国家机构的职权职责，也涉及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职责。体系思维乃是法学界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法学实现其学科使命的基本致力方向。
首先，一个地方对另一个地方的帮扶，要以双向甚至多向合作为原则，而非简单的、单向的支持帮扶关系。[13]同注释12，第25、29页。第二，国家应该针对各区域的不同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推进。社会主义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根本制度依据，主要体现在对发展的平衡性与共享性的要求。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宪法规范依据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立足国家宏观大局，宪法规范的政治性、最高性、原则性等特点与其宏大的目标性具有非常高的契合度。第二，地方之间相互的合作关系。
事实上，在地方之间特殊的义务关系中，也包含着另外一种关系即双向的合作关系。岳世平：《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学术界》2006年第4期。
冯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中国的思想渊源考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所谓集体平等，既包括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也包括不同地域之间的平等。在宪法上，任何一项政策及制度的实施，最终要以权利得到保障为终极目标，因此，作为具有明确宪法依据、带有宪法问题属性的区域发展战略也应该遵循宪法上的权利保障理论。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第1条的社会主义国家条款是解析新中国成立以及立宪合法性的根基所在，是现行宪法的灵魂条款，也是解开现行宪法价值体系和规范内涵的命门。协调发展的理念，要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同产业的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软实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等。
[4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6]在体系中向我们呈现的应该是(法的)整体内容，而不是直接的个别内容。
[33]郑毅：《论宪法上的中央统一领导》，载《法学家》2021年第2期，第35-36页。[7]［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就法学界的研究而言，根据中国知网的搜索，截至2021年12月4日，共有37篇期刊论文，其中核心期刊18篇，法学核心期刊5篇。还期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现当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等等。
第二，就纵向配置而言，需要中央的统一领导权进行统筹规划，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13]共同富裕不仅强调人与人个体之间发展成果的共享，也强调不同地域之间发展水平的一致。第一，就横向配置而言，需要充分发挥相关国家权力在职能分工合作上的制度与功能资源，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充分的正当的权力依据。[4]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410页。
[28] 围绕上述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了总体目标、基本原则以及诸多机制。[23]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页。
二是探索地方之间的法理关系，为地方合作提供制度依据。制度完善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区域协调发展需具宪法视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在地方事权的范围内更为主动提升地方的治理效能。[11]可以讲，我国宪法建构了包括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与基本国策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主义规范体系。
[24]于文豪：《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方》，载《法学家》2020年第3期，第44、46页。三、区域协调发展的宪法理论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的宪法依据更多体现的是规范本身的内涵，而宪法理论体系则更体现宪法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整体性价值与精神因此，应该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16]李伟、杨蔚：《论习近平的协调发展理念》，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3期，第6页。
[17]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国家机构体系，纵向看，既包括中央机构，也包括地方机构。权利保障理论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在宪法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终极价值。
就法学界的研究而言，根据中国知网的搜索，截至2021年12月4日，共有37篇期刊论文，其中核心期刊18篇，法学核心期刊5篇。现行《宪法》对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内涵的规定是双向一体的，明确了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换句话说，中央的统一领导与地方的主动积极作为，不但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相得益彰。
第二，就纵向配置而言，需要中央的统一领导权进行统筹规划，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在宪法上，任何一项政策及制度的实施，最终要以权利得到保障为终极目标，因此，作为具有明确宪法依据、带有宪法问题属性的区域发展战略也应该遵循宪法上的权利保障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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